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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韦永全的楼房有2公里远;到2007年左右建设的综合车间,距离韦永全的家只有500米了;而目前还在建设的沸腾车间五工段,与韦永全的家几乎只有一路之隔。实际上,地方政府已经开始实施部分村庄搬迁的计划。缪芝龙说,以堂汉村为例,搬迁二三百户居民,仅安置费用则可能需要3个亿,还要考虑村民后续的生存与发展。但如果是搬工厂,缪芝龙说,地方政府也要承担巨大的赔偿风险,“因为过去这些工厂开办的时候,并没有违反政策。”环境记录是否有具体的企业或政府官员为儿童“血铅异常”事件承担责任?南丹县环保局副局长陆红并没有直接给出回答。“这个问题怎么回答?”南丹县工业园管委会副主任缪芝龙对记者说,“这个问题太复杂、太综合、太系统。这个事情不是说马上就能分出个子丑寅卯来的。有具体的情况,有我们的国情,有区情,有县情,这个情况又纠缠着过去的问题,综合的因素都掺杂在一起。你怎么能马上分得清楚?”当陆红间接提到,“十二五”期间,南丹县环保工作的重点是土壤调查,并且说到“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土壤里面植物(重金属)超标比较严重”时,缪芝龙打断了他的讲话,提醒记者注意对这一情况的理解角度——总的来说,既要给老百姓生存空间,也要给有色产业和企业生存和发展空间。尽管承认可能导致儿童血铅异常的因素包括企业的无组织排放,但缪芝龙解释,这只是生产过程中的“跑冒滴漏”,而不是偷排偷放。“你要整个生产过程中的废气,用袋子把它搜集起来,这个是目前环境技术工艺做不到的。”他和陆红都表示,工业园区的这些企业,都达到了排放标准,但是不可能完全不发生环境事故。尽管说是如此,实际上陆红所在的环保局并不是没有向工业园区的企业开具过整改通知单。在当地环保部门甚至国家环保部,以上位于堂汉、车河、坡前三个村庄中的冶炼企业,几乎均有过环境方面的违法违规记录。南方冶炼厂,2010年曾因为“污水收集系统不完善,部分含砷生产原料及废渣露天堆放,无防扬散、防流失、防渗漏措施”,作为重金属排放企业环境违法案,被环保部挂牌督办;2009年因为“涉砷企业存在偷排现象”,被河池市下发停止排污通知书。银星冶炼厂、吉朗铟业、津泰公司,2010年均因“渣场或料场建设不规范,三防措施不到位,致使一些物料废渣被雨水冲刷;厂区排污管线不清,对初期雨水不能有效收集”等原因,被南丹县要求限期整改。金山铟锗,则在河池市2008年公布的二氧化硫超标企业名单之列,原因是“无脱硫设施或脱硫设施故障或脱硫设施老化”。南星冶化也曾因为“砷、二氧化硫超标”,2007年被河池市挂牌督办。几位在南方冶炼厂不同生产车间的工人对本报记者说,由于采用的是火法冶炼(又称“干法冶炼——记者注),这个企业的粉尘较多,而废气排放主要产生在沸腾车间和综合车间。尤其是综合车间,工人张力(化名)说,经这个车间回收利用后,废渣基本上被冶炼厂认为没有再利用的价值,从烟囱中大量排放出去。“不下雨就飞到很远,下雨就落到附近。”“上面来检查时,我们经常提前一个星期就知道了。”张力说,厂里会通知他们冲洗地板、清洁水沟,并且“做好保温生产准备”,也就是减少生产负荷,以减少废气排放量。比如,沸腾炉平时每天要投入16-17吨原矿,检查时仅投入8-10吨,另一名工人陈佳(化名)介绍说,“平时传输带每两个小时要传输一次原矿,而检查时,传输带基本要三四个小时传一次。”只要保证炉子不熄火就行。张力说,综合车间脱硫塔,也基本只在检查时使用。而金山铟锗公司工人刘玉(化名)则告诉本报记者,根据这个工厂的生产量,为了脱硫,某种碱性材料应该需要两个小时用一包,没有上级检查时,他们一天也就放一包。加上工厂烟囱材料主要是铁,防腐性相对较差,另一位工人陈德(化名)说,烟囱已经有不少漏洞,废气渗漏厉害。实际上,位于这三个村庄中的,还有几个采选矿企业和尾矿库。车河选矿厂,从属于柳州华锡集团,而今因为有色金属产业重组而属于广西有色金属集团,它在车河村灰另屯的尾矿库,设计库容接近3300万立方米,处于山体环绕之中,北抵210国道,南面大坝之下,便是车河镇的集镇中心。广西省安监、发改等部门的官方文件中描述,这个尾矿库“下游刁江河东边有800多名居民、设施”。不过,缪芝龙说,尾矿库可能带来的辐射等影响,尚未超过相关标准。而由于废水主要是对刁江下游产生影响,居住在源头的堂汉村、车河村的人们,也并没有指责采选矿企业的废水污染。(经济观察报) 新华网海南频道2月24日电 (记者傅勇涛)2年时间,利用一家投资公司做掩护,20家“空壳”潜公司为载体,将727亿多元转至4473个境内外账户,金额涉及29个省市。这是海南省公安厅经侦总队近期破获的一起特大转账提现型地下钱庄案件。记者调查发现,该案件暴露出的对地下钱庄监管乏力、资金来源和流向不明等问题发人深省。 727亿元“转运”至4473个账户 银行业人士介绍,“地下钱庄”是指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买卖外汇、跨境转款等非法经营业务活动的非法金融组织,资金通过地下钱庄进出对国家金融安全是严峻考验。经查,这个地下钱庄共接收全国29个省份2337家上游公司资金727亿多元,分别转至4473个个人、公司账户,非法获利3200多万元。 调查这起特大转账提现型地下钱庄案件过程中,侦办人员先后在海口、三亚、深圳等地20多个银行网点调取100多个可疑账户的开户资料及10万多条交易记录,确定在海口、三亚共计20家公司账户资金支付交易金额巨大,涉嫌非法经营犯罪。 “短期内公司账户支付交易额高达数十亿元,一天之内就发生交易几百笔、金额几个亿,涉及全国10多个省市近千个上、下游账户。”海南省公安厅经侦总队负责人说,线索涉及的公司及注册资金均为100万元,具有资金流向与公司的经营状况不符的特点。 办案人员介绍,这些公司都是无经营业务、无经营人员、无办公地址的“空壳”潜公司,工商注册登记手续、银行开户均由中介代理机构代办,大额资金支付全部通过网银操作完成。 犯罪嫌疑人刘越说,2008年下半年深圳市各大商业银行相继停止办理“公转私”业务后,他们将目光瞄向海南。同年6月,与犯罪嫌疑人李育胜商定,在海南省注册一批空壳公司,开设公司银行账户,在深圳通过网银操作,为“客户”转款提现,利润平分、风险共担。 随后,刘越等6人组成的犯罪团伙利用中介公司和假身份证在海口、三亚注册成立20家“空壳”公司,并在深圳市注册、购买部分“空壳”公司,用购买来的假身份证开设多个个人结算账户和网银。 2008年10月至2010年7月,该犯罪团伙以深圳市汇金信投资有限公司为掩护,使用20家“空壳”公司的企业账户和一些个人结算账户,非法办理资金支付结算业务,从中扣除0.4‰至3.5‰的“手续费”获取巨额回报。 数分钟内完成转账逃避银行监管 2年时间,这个地下钱庄是如何逃避银行监管,广泛联络业务,构建起一个南至云南北到黑龙江,东起上海西达新疆的“钱庄业务”网络的呢? 警方调查发现,该犯罪团伙有着极为严密的组织结构和细致分工。团伙成员为广东省普宁市人,以家族挚友为主,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刘越负责整体统筹策划,其他成员负责承揽客户、网银转账操作等,各负其责从不交叉。 犯罪嫌疑人对地下钱庄的运作手法相当熟练。“客户”将资金转入海南20家“客户”潜公司账户,犯罪嫌疑人使用网银将“客户”资金转至个人账户,再由个人账户把资金转至“客户”指定的账户,从而完成客户转款提现等需求。 犯罪嫌疑人用于转账的工具极其简单。一两台笔记本电脑,几个U盾,数分钟时间里,通过网络银行完成转账,从而满足“客户”的资金要求,规避人民银行对企业基本账户和现金的管理,隐匿来源不明的资金走向。 此外,犯罪嫌疑人对银行“公对私”转账业务流程、监管制度和方式非常熟悉。据办案人员介绍,“空壳”公司的账户开设后进入“休眠期”,每逢大额资金交易前,均有试探性的小额转账,资金在账户停留不超过3分钟,确定账户相对安全后,数分钟内,大额资金迅速进出账户,账户资金密集交易周期一般不会超过2个月。 令人不解的是,地下钱庄多达727亿元的交易几乎全部通过银行“公转私”业务平台完成,缘何在近3年时间,人民银行的相关部门一直没有察觉呢? “监管不到位是主要原因。”人民银行海口中心支行一位内部人士说,银行监管部门对开设账户、中小型个体单位注册及运营情况的监管还不全面,不能实时发现可疑资金交易账户的活动情况。地下钱庄采取一头打钱另一头取款的方式,转账迅速,监管和打击难度很大。 “地下钱庄”泛滥折射金融监管缺陷 2012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指出,坚持防范化解风险是金融工作的生命线,加强金融监管和调控能力建设,严厉打击金融犯罪,强化金融机构网络信息安全,是今后金融工作的重点之一。 “地下钱庄的长期存在凸显了我国金融制度的一些缺陷,银行经营机制没理顺,金融服务偏差,有需求就有市场。”海南大学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所所长王毅武说,银行繁琐的手续和过高的门槛把中小企业和个人的资金需求挡在了门外,企业合理的外汇需求难以得到满足,地下钱庄的存在就不足为奇。 侦办此案件的负责人说,地下钱庄的资金交易高度隐蔽,大量外汇收支游离于银行体系之外,为一些通过贪污腐败、走私、贩毒等非法渠道获得的收益披上“合法”外衣。 记者注意到,该案件涉及的20家“空壳”公司均在工商部门注册登记,而这些公司均为中介公司出资,验资后即将注册资金抽出。但是直至案发时,工商、税务等部门仍未察觉,而案发前中介代理机构的严重违规、违法也未得到查实。 因此,在办案人员看来,对地下钱庄的监管绝非银行一家的事情,涉及到与之相关的许多部门,需要建立部门联动的防控机制。工商、税务等部门应加强对注册登记企业的持续监管,并通过适当方式向银行通报“空壳公司”名单,以便银行及时监控其非法交易活动,联合公安机关打击防范。 海南省公安厅经侦总队负责人认为,公安机关应与商业银行建立反洗钱快速反应机制,便于公安机关对明显涉嫌犯罪需要立案侦查的,能够做出快速反应、及时打击。 (新华网 傅勇涛) “镉污染”,对于广西省河池市南丹县车河镇堂汉村大坝屯莫正瑶来说可能并不难理解。早在2008年,他6岁的儿子莫斯琦在河池市妇幼保健院进行血液中的微量元素检验,就被发现镉超标,几乎是正常值的4倍。当时,莫斯琦总是生病住医院,却怎么也找不到原因。直到2008年9月份,河池市妇幼保健院儿科的医生告诉他们,小孩血液中有两个微量元素超标:铅161.0微克/升(参考值0-100微克/升);镉19.8微克/升(参考值0.01-5.0微克/升)。铅超标可导致儿童免疫力减弱等问题,而镉超标则会导致肺、肾等的病变。同样也在2008年发现血铅超标的,还有大坝屯12岁的莫旭。但他们的这一检验结果,并未得到政府部门的重视。直到2011年,“血铅异常”在车河镇堂汉村、车河村、坡前村的儿童中数十上百地出现。当本报记者2月11日走进车河镇后,数十位家长拿着孩子的微量元素检验单,指责镇上的8家冶炼厂的废气污染导致孩子们“中铅”了(即铅中毒)。根据村民们提供的检验单,本报记者统计到,车河镇铅中毒儿童超过100人,平均年龄大约5岁半,年龄最小的不到1岁。血铅阴云当付玲(化名)发现儿子小鹏总是拉肚子时,她总以为是感冒。但是感冒拉肚子不应该一拉就是一两个月,付玲说,当时感觉小鹏拉得眼睛都快凸出来了。和很多村民一样,家住堂汉村的付玲并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而娘家亲戚提醒她:有没有可能是身体里缺少或者增加了什么微量元素?当2011年7月份,付玲带着儿子去南丹县中医院检查并拿回检验单时,她一个晚上没敢和家里人说结果:孩子血铅超标。差不多同时,车河村灰另屯的廖金莲,也带着儿子张富越到了南丹县中医院,同行的一共6个孩子,和付玲的儿子小鹏一样,他们在南丹县中医院抽血之后,血液样本被送往广州市金域医学检验中心进行检验,而结果都是铅元素超标。“有孩子‘中铅’了!”消息迅速在车河村、堂汉村、坡前村传开。据称,在7月份至11月份之间,可能有200多个孩子被送到南丹县中医院或者南丹县人民医院进行检验。此后,广西职业病防治研究院受南丹县政府委托,对车河镇车河村、堂汉村和坡前村的儿童进行排查。8月中旬,南丹县官方向媒体公布全县“血铅异常”的儿童的人数为31人。实际上,在8月中旬之后,这个人数依然在增加。据本报记者在车河镇的不完全统计,2011年8月至11月间,当地至少有103人被广西壮族自治区职业病防治研究院检出血铅水平超过了100微克/升。2岁半的莫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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